存在主义麦当劳

这是中考前几个星期写的文章，也大概是我在初中最后一次在“随心所欲”状态下写的文章。写完这篇文章后，就开始了无休止的复习，复习过程中这篇文章也给了我些许力量。

　　早上五点五十分，戴子昊像往常一样被手机闹钟惊醒，他躺在床上盯着天花板，突然被一个念头击中：“我为什么每天都要做这些？”刷牙、吃早餐、上学、回家、吃饭、睡觉。这些程序他已经重复了 3650 天。就在这个普通的周六，戴子昊猛地遭遇了“存在主义时刻”，他意识到自己和《土拨鼠之日》里的菲尔没什么两样，困在无限的循环，找不到逃脱的出口。这就是全部？这正是存在主义的核心之一，我们是被抛弃在这个毫无意义的世界之上的，如何在没有宗教信仰和传统价值观下，找到生活的意义和尊严？
　　
　　存在主义出现之前，或许要更久之前，大概是中世纪乃至更古代，人们生活在“意义确定” 的世界里。农民为什么耕地？因为是上帝安排他做农民；骑士比武意义何在？荣耀上帝；甚至连国王，权力也来自“君权神授”。这样看，宗教、上帝究其本质是统治的工具，不过它已被神圣化到至高无上的地位。那个时候，每个人的位置和意义与乐高说明书一样，一切清晰明白。
　　现代人呢？
　　
　　比古人迷茫得多。
　　
　　当戴子昊去吃麦当劳或肯德基时，他站在点餐台前，面对着几十种套餐，陷入选择困难。自从清朝灭亡，新中国成立，神在中国已经死了。上帝不再是他的“人生选择员”，没有人会把配好的意义套餐送到他手上。这就是萨特所说的“存在先于本质”了。戴子昊被扔到这个世界上，就是被扔进了一个巨大的自助麦当劳，必须决定自己要吃什么，还要自己收拾餐盘。戴子昊既为可以自由选择而欣喜，又被“可能选错”，吃多了闹肚子的焦虑折磨。这种选择的眩晕，被萨特称为“自由的重量”。当你享受自由选择时，你必须要承担你选择所带来的后果和责任。很少有人意识到，自由不是恩赐，而是刑罚。
　　存在主义或许并不太适合当代中国人，我们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改革开放后，国家包办的福利型社会已经是历史。加上儒家思想通过“性本善”人性预设和“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的等级秩序，构建了绵延两千年的社会绑定系统根深蒂固。两种因素告诉我们，在现代中国，想要出人头地、找到稳定的工作并有不错的收入，必须接受九年义务教育之后高考，而且这个过程中必须持之以恒地努力，这是大多数人的被迫选择。除非你生而非凡——红二代、富二代。
　　
　　在广袤的中国社会图景中，不同阶层的青少年面临着差异化，北上广深的戴子昊在素质教育与应试教育的夹缝中挣扎，县城中学的孩子们则可能连思考存在意义的闲暇都没有。就像麦当劳的超值午餐与星厨系列针对不同消费群体，社会的意义供给也呈现鲜明的阶层分化。一个深圳中学生可以在国际课程与高考路线间纠结，他的河南同龄人可能只关心如何走出农村。这种分化下让他们“坚定自己选择，去追求自由”，就是试图用单一哲学框架解释中国青年境遇的努力，都难免陷入认知上的何不食肉糜。因此中国青年无法被简单概括。
　　
　　在清远的戴子昊未来很有可能要捧着全家桶一块一块啃下去——孩子、疾病、车房贷……所有这些“可选项”实则上都是自己被动接受的。和在自助点餐机面前闭着眼睛乱按，结果点了一堆自己根本不想吃的东西一样。很多人自认为自由，实则和麦当劳菜单差不多，用有限的选项制造自由的幻觉。也有人会选择逃避自由，存在主义说这是“自欺”，假装没得选，就不用承担责任了。实则并不会，假装没得选也是一种选择，也会有后果和责任。就比如说戴子昊他妈妈问他：“你将来想读区一中，还是市二中？”结果戴子昊回答：“我不选择。”最终戴子昊的不选择导致他在家彻底躺平，每日坐在电脑前打超过十二个小时的游戏，直到不知天地为何物。在未来的某一日被迫去流水线打工上班，领着每月三千五的工资过着朝五晚九的生活。这也是一种自由，也是一种自由所带来的后果。
　　
　　所以说，存在主义在中国只有中国特色存在主义，理论上你可以任意搭配，但实际上超出标准选项就要额外付费。一个普通家庭的孩子若想选择艺考套餐而非理科套餐，往往要支付惊人的机会成本。这种戴着镣铐的自由，造就了青少年的存在焦虑：明知生活不该只是刷题和考分，却又不得不参与这场全民内卷的游戏。当戴子昊在三十乃至四十岁时突然意识到自己从未真正行使过选择权时，他也不会有什么波澜了，只会在物质丰裕中体验到短暂的精神窒息，然后继续想着房贷车贷，还有孩子的学习成绩怎么办。
　　
　　然而，存在主义就一定意味着全盘否定、彻底变革反抗吗？显然不。
　　
　　每一个微小的决定都是在重申自我的主体性。麦当劳可以定制汉堡，戴子昊不喜欢吃酸黄瓜，他可以要求“去掉酸黄瓜，多点酱料”，当他提出这个诉求时，就是微小的反抗。戴子昊不一定要在区中和市二里选，也可以在区三和滨中之间选，如果戴子昊真的选了滨中，那么他简直是把存在主义哲学实践到了极致。他可以大谈“这是我第一次尝到本真的滋味”，尽管别人都在说他疯了。存在主义主张的不是逃离麦当劳，而是在于清醒地选择如何在麦当劳度过每一日。即使在每日无限机械化的生活下，人也能保持精神的自由，也可以慢下脚步欣赏风景，在标准化中找到自定义的空间。
　　
　　过本真的生活，不是说一定要特立独行，这只是在提醒戴子昊“每个选择都在定义我是谁”。公务员还是创业，结婚还是单身，定居城市还是归隐田园，这些选择没有标准答案，只有是否与内心一致的区别。当戴子昊真正面临这些选择时，存在主义为他提供了对抗虚无的有效方法：接纳焦虑，绝不逃避。当他感到极其不安时，这个不安就是觉醒的开始。当他的思考剥离了琐碎的烦恼，他就会看到最重要的东西：付诸行动。前面说了，“存在先于本质”，我们不是通过思考，而是通过行动去成为自己的，想要成为作家，你光靠想有什么用？你要写作才行。想改变生活，那就要做出选择，迈出第一步。
　　
　　有些人认为存在主义是悲观主义，这是错误的 他们只看到了“世界无意义”的阐述。实际上它是一种客观的理想乐观主义。它给予你自由，给予你选择的权利，选择往往伴随着责任。你必须在生活中做出选择，然后直面荒诞，它承认世界的无意义，但赋予你无与伦比的自由和创造自身价值的权力。在认知荒诞后，依然选择勇敢地生活、行动并承担责任，用行动诠释存在的勇气和价值，这就是“Courage to Be”。
　　至此，戴子昊不再盯着天花板看，他起床，继续洗漱、吃早餐、上学，但他在这个过程中理解了存在主义给他的启示：不要总想着逃离麦当劳和批判麦当劳，而是学会在标准化中保持独特性。生活不会因为哲学顿悟而变得轻松，但人会因为清醒而变得坚韧。微小的反抗同样能照亮存在的本真。戴子昊意识到自己每天五点五十起床不仅是为了考好大学，更是对父母之爱的具体承担时，机械化的循环就被打开了一个缺口，生活要的不是活得最好，而是活得最多。这就是为什么加缪说：我们必须想象西西弗斯是幸福的，推石头上山本身或许荒诞，但赋予这个过程以尊严的，正是人类永不屈服的精神。

　　2025.06.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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